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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浙滬立法加強地方金融監管_金融在線_香港金融_人民網

    金融資訊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短短一個月時間內,江浙滬三地相繼施行地方金融監管條例或就此公開征求意見。業內人士指出,三地的監管條例均體現瞭地方特色,但由於各地監管口徑不一致,在跨區監管、監管協調等或需要中央統一立法。

    7月以來,長三角多地相繼通過地方立法的形式加強金融監督管理,促進地方金融健康發展: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管領域的首部專門立法《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下稱“上海《條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7月20日,《江蘇省地方金融條例(草案)》(下稱“江蘇《條例》”)公佈;《浙江省地方金融條例》(下稱“浙江《條例》”)則將於8月1日起正式實施。

    “江浙滬三地的《條例》(或草案)無一不強調防范風險,要求地方金融組織向監管部門備案。其中,規制和監管金融市場之前的亂象,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推動金融科技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的合規創新無疑是重點。”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熊文律師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完善頂層設計防風險

    整體來看,上述三個《條例》均明確界定瞭適用范圍。以浙江《條例》為例,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和其他地方各類交易場所、農民專業合作社、民間融資服務企業等,均被納入地方金融組織范圍。

    同時,在規范地方金融組織行為方面,要求將相關信息上報給當地金融監督管理部門。例如,根據上海《條例》,地方金融組織應當定期通過監管平臺向地方金融管理部門報送業務經營情況報告、統計報表以及相關資料;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財務會計報告等。

    浙江《條例》還對民間借貸活動進行瞭規范,明確出現“單筆借款金額或者向同一出借人累計借款金額達到三百萬元以上”“借款本息餘額達到一千萬元以上”“累計向三十人以上特定對象借款”三種情形之一的,借款人應當向設區的市地方金融工作部門或者其委托的民間融資公共服務機構備案。

    此外,《條例》規定瞭金融風險的防范與處置機制。例如,浙江《條例》明確,省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健全金融風險監測防范系統,整合利用各類金融監測數據信息、基層社會治理網格化排查信息以及政府及相關部門監督管理數據信息,對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識別、預警和防范。

    而地方金融組織的業務活動可能引發或者已經形成重大金融風險的,所在地設區的市、縣(市、區)人民政府應當根據國傢和省有關規定履行屬地風險處置責任,組織、協調有關部門開展風險處置相關工作。

    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也是此次“地方立法”的重要內容。江蘇《條例》要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優化金融營商環境和金融生態環境,依法保障金融資源有效配置,支持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督促、協調有關部門平等對待各類從事金融業務的組織,可以采取公共信用信息服務、政府性融資擔保、建立風險補償機制、為各種形式擔保物融資提供登記辦理便利等措施,引導各類從事金融業務的組織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有法可依”提升監管威懾力

    在熊文看來,上述《條例》有三大看點。

    熊文表示,“首先,三地《條例》的基調都是防范金融風險。2019年以來,全球經濟持續下行、外需疲軟,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猶在,加之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的沖擊,實體經濟融資困難。在此背景下,各地通過地方立法的方式加強金融市場屬地監管,有助於防范化解區域金融風險。”

    “其次,各地《條例》不同程度地賦予地方政府嚴厲的監管權和執法權。”熊文指出,例如,《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第5章,賦予瞭市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可以依據不同違規情形,采取責令停業、沒收違法所得、罰款、責令限期改正、吊銷許可證件/取消試點資格等行政處置措施的權力,而不再限於原有的以監管約談警示、督促整改為主的權力范圍,對地方金融業務活動相關違法行為的威懾力大幅提升,有助於引導地方金融組織的合法合規經營,促進優勝劣汰。

    “最後,各地《條例》均體現瞭地方特色。例如,浙江省的民營經濟和地方金融活動較為活躍,浙江《條例》在18條和19條對此作出詳致規定。該條例規定瞭需要進行備案的民間借貸的情形,同時賦予備案證明強制執行力,該舉措極具創新性。浙江也是目前唯一將民間借貸納入地方金融條例的省份。”熊文進一步指出。

    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張特律師也認為,上述《條例》的出臺有利於彌補當前的監管“短板”。“此前,部分不規范的公司會想方設法避開監管,如小額貸款、典當類公司通過自然人放貸等,削弱瞭監管規范的效力。此次各地出臺《條例》,顯然彌補瞭這些不足。”張特表示,“同時,近年來,上述《條例》涉及的各類主體引發的民事、刑事法律糾紛與日俱增,造成瞭不小的負面影響,《條例》的出臺有利於加強地方監管,減少糾紛。”

    加強監管協調需統一立法

    “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地方政府要在堅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權的前提下,強化地方監管責任和屬地風險處置責任。”熊文認為,地方金融監管條例的出臺,是對中央這一要求的具體落實。

    “《條例》賦予瞭地方金融監管機構執法權,可以在第一時間及時處置影響本區域金融穩定或者社會穩定的重大風險事件,將改變以往地方金融機構被動應對區域金融風險,執法不力的局面。”不過,熊文也指出,“需要註意的是,鑒於各地監管口徑不一致,可能無法滿足跨區監管、監管協調等方面的需要。”

    “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印發瞭《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關於建立地方協調機制的意見》(簡稱《意見》),根據該意見,省(區、市)將建立金融委辦公室地方協調機制,從而加強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監管、風險處置、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協作。”熊文進一步指出,“不過,從法律位階的角度看,無論是各地金融條例還是《意見》的效力均較低,並沒有上位法依據。因此,未來需要由中央統一對地方金融監管立法,這有助於厘清中央與地方在金融監管、風險防范、非法集資活動處置等方面的職責邊界,避免出現監管標準不一、地域分割等問題,實現中央與地方、各省份之間的有序監管協調。”

    “除瞭規范融資行為外,《條例》還著力引導資金服務實體經濟。不過,由於地方管理水平參差不齊,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政策的落地效果可能有所差異。”張特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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